报考其他专科高校可在其高考文化课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5分投档，由高校择优录取。

颁布《就业促进法》，将对歧视的禁令拓展到私人部门。而联邦最高法院在传统上多是以法律机构的面目出现，较少考虑、更不善于维护宪法的政治权威，遑论在法律和政治之间维持平衡。

只有二者兼备，方可立论成说。为防止派系滋生，必须维持公民的均质性，因为经济差距会让人们对私利更敏感。依多元主义的观点，双方主张的利益都应该进入决策考量范围，而公益显然处于二者之间的某个位置。正因如此，服膺行宪之责的国家机关，原则上均不应该漠视公民行动。[66]社会运动不仅有对话资格，而且是最重要的对话方之一。

在西格尔教授看来，公民的宪法解释权根植于美国宪法传统，有两个来源。主张这一自由的持枪权运动就此兴起。没有工业的现代化和科技的广泛应用，就不会有今天的风险，而且这一进程是无可逆转的。

[38][日]金子正史「審議会行政論」雄川一郎ほか編『行政組織』（現代行政法大系7卷）（有斐閣、1985年）152頁参照。[日]宇賀克也「運輸安全委員会の現状と課題」ジュリスト1399号（2010年4月）10-11頁参照。为了纠正这种状况，有必要重视组织构成的手段，不能赋予一个组织两种相反的功能。另一方面，国家也要尊重企业的经营自由，而不能过度规制。

[19]参见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管理的意见》（环办[2014]24号）。在传统职能架构中，行政机关一方面保护、促进其所辖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被期待发挥规制企业的功能。

在法解释上，食品不安全的结论可引起法定的效果，但在评估结果为安全时，就只是监管的科学依据。在风险规制中，规制活动应当具有外在的透明性，能让民众参与和监督，这是民主的要求。其中，专家被认为掌握科学真理，一般公众则相对无知，两者之间需要单方性的灌输式交流，由专家提供公众容易理解的知识信息。[20][日]山本隆司「リスク行政の手続法構造」城山英明、山本隆司編『環境と生命』（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20頁。

谷垣祯一大臣在国会答辩时曾称，从科学的观点出发进行风险评估，此为第一要义，而不一定要委以调整利害之任。作者简介：王贵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27]这些要求既体现出专业性，也体现出多元性。（二）风险管理机关中的辅助机关设置 鉴于风险管理相对于日常行政管理的特殊性，风险管理机关需要配备日常性或临时性的辅助机关，以便获取更多的知识、更为专业的意见。

科学在风险分析中的作用，根据《食品安全的欧洲政策》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三种模式。该法区分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或战略环境影响评价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44]在交通运输领域，1971年7月，日本国内发生两起空难，导致230人死亡。专门知识的不确定性越高，在知识的选择上出现政治化的可能性就越高。

在现代模式中，风险管理手段可区分为以纯粹科学作业为前提的风险评估和含有社会经济的价值判断要素的风险管理。以日本的食品管理机关改革为例，伴随着2003年《食品安全基本法》的制定和施行，日本除了设立专门负责风险评估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之外，相关的省厅设置法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力图确保食品的安全和民众的安心。[18]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讲，规划的制定过程公众参与已必不可少，保密的需求一般不高。这是一种内部监督机制。故而，它并不是对外行使职权，以制定标准、实施处分等方式对私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行政机关。这意味着日本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并不是《国家行政组织法》上的行政委员会，而是相当于审议会。

2001年9月，日本首次在国内发现了疯牛病，肉食消费受到极大的影响。[5][日]山本隆司「リスク行政の手続法構造」城山英明、山本隆司編『環境と生命』（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34頁。

在肉的流通阶段，由厚生劳动省承担安全规制功能，对确保安全的标识进行管理。到底应采取一体模式还是分离模式，是采取组织分离还是职能分离，尚应根据科技的地位、公众信任程度等状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第9条第2款规定，国务院各委员会实行主任负责制。[12]实行分离模式的7个国家是奥地利、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和荷兰。

这也是前述科学在风险分析中的新型模式的要求。为了更好地适应消费者行政的需要，农林水产省实行了振兴行政与规制行政的分离。[3][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在安全管理机构的设置上，至少应实现在现有行政管理机关内部的分离，保持相对于产业发展机构的独立性，而风险管理机关应在整个机关的决策上尊重安全管理机构的意见。

[36]这种类型的审议会一般被称为政策提案型审议会。在向风险管理机关提交调查报告之后，临时性的调查机构即可宣告解散。

[26][日]山本隆司「リスク行政の手続法構造」城山英明、山本隆司編『環境と生命』（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21頁参照。为此，为了完善消费者事故调查的体制，可设立消费者事故等调查机关。

理论意义上的行政机关着眼于组织内的职能分配，有广义的行政机关和狭义的行政机关之分。这里的多元性既有专业知识上的多元性，也有利害关系调整上的多元性。

[14]参见2009年《食品安全法》第13条第2款。这是规制的正当性来源之一。针对偶发性事故，一般通过限时法设置临时的调查委员会。[33][日]鈴木達治郎、城山英明、武井摂夫「安全規制における「独立性」と社会的信頼―米国原子力規制委員会を素材として」社会技術研究論文集4卷（2006年12月）161-164頁参照。

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在职能分配上，风险评估机关属于辅助机关中的咨询机关，而非对外的狭义行政机关。当然，对于常设性的调查机构，除了特定事故的调查之外，还要展开相关的事故预防研究。

专家委员会根据评估需要设置专门工作组，具体负责不同专业领域的风险评估工作。从各国的风险行政组织设置情况来看，大体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一体模式，即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两种职能由同一个行政机关实施。

两机构以原先具有综合职能的联邦消费者健康保护与兽疫研究所为基础，按照新原则进行重组整合。[17]在目前的情况下，食药总局一般较为尊重风险评估委员会的评估，甚至以评估结果为最高根据进行风险管理，以免产生管理的风险。